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他還未過青春期〉


每個成年人,總是由小孩長成的.在我們長成之前,我們都需要經過禪宗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見奶是奶
第二階段:見奶不是奶
第三階段:見奶還是奶

這三個階段一直由幼稚園到大學,由母親到老婆,雖然我們看到的都是同一對「奶」,但這對「奶」於我們的意義,卻有所不同.


第一階段很短,只有三數年.幼稚園學生,總會不其然地說一句:「老師,我要奶奶!」這是人類認知的起點.「奶奶」是什麼?「奶奶」就是「奶奶」,不是別的什麼.

第二階段則較長,通常橫貫了整個中小學.邊界亦不太明確.

「奶奶」開始不是「奶奶」了.因為人皆有羞恥之心,我們開為這個天真得有點的甜味兒的「奶奶」,添上無窮的色彩.每個男同學,總試過為此「奶奶」笑一翻,總換來過女同學笑責:「咦~~乜你咁核凸架!」

升到男女校之後,我們開始對「奶奶」有更深切的關懷.當男同學開始對他的「啫啫」稱兄道弟,女同亦開始關心她的「奶奶」發育不良.雖然她夏天也穿著或藍或灰的毛衣,但每當見到對面女子中學的大眼女生,男生便開始發覺,他的「細佬」也有不太聽話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升過大學,但到了大學的年紀,我們總會陽光下一株小草一朶百合身上,發現明媚的春色.雲雨之後,看見這翻春色,小鳥依偎在鳥巢,在一口香煙飄渺過一雙山峰之後,你發現這對奶當然不再是奶.於是你想起〈關脽〉,突然詩興大發:「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羞恥過後,層次高了,是一種美學意境.這是第二階段的尾聲.

第三階段是一種成年人的境界.不是每人都可以達到.

要參禪的公案,不一定要到禪院.在一個小小的商場公廁,總有一個洗地阿嬸在左顧右盼,她就是你的六祖.當你(三十歲,一條男人老狗,腎功能正常)如廁時,發現洗地阿嬸突然闖進,如果你剎有介事,小便不順暢.對不起,你到達不了.在你的禪修成績表上,阿嬸會以純正的廣東話下評語:「麻笠佬,咪又係賓周一條.下次痾尿唔想俾人睇,匿入廁格啦!學人用乜鬼尿兜!」

過得了這個測試,不代表你一定能到達第三階段,但過不這測試,你一定到不了.蔡瀾到了;黃霑到了;倪匡到了.可惜蔡志森過不了.
不知道蔡志森是否習慣不用尿兜?


偶拾

明報
P18 時代 女人心 By 何慧敏 2007-07-22

嫁期

結婚對香港女士來說,變得愈來愈困難!慧敏身邊的女友之中,已婚的只佔兩成,而未婚女友的質素,無論在身材、外貌、才能等方面,都有八十分以上。我知道她們也有不少裙下之臣,可是絕大部分都不合格,所以寧願一直單身,也不肯為了一披嫁衣而稍作遷就。

現今獨立能幹的女性認為,結婚已不需要向父母長輩交代,也不是衡量自身價值的表現,更不是保障生活的手段。若男方沒有一定的水平,結婚根本就沒有了吸引力。如今就算是生兒育女,也有人選擇當單親媽咪!男士究竟要怎樣,才值得令這群新女性結婚呢?

從她們的心聲剖白得知,得體的外表是交往的最先決條件,不合眼緣的會即時被踢出局。不知何故,很多男士都不甚留意自己的形象,忽略頭髮、指甲、衣著等儀容。至於內涵更為重要,一些特質如誠信、愛心、上進、積極、胸襟等都是最基本的。如果還加上穩定事業、豐富學識、風趣幽默、品味高尚等等,那麼成為她們的準老公行列,一定入圍。

男士可能想知道,怎樣的男士才是香港事業女性的至愛?很多人以為答案一定是含着金匙的富豪子弟,雖然我不能說這答案是錯,但始終這種富豪第二代為數不多,要達成願望猶如紙上談兵,流於空想。

况且事業女性獨立自主,未必貪圖少奶奶生活而嫁個有錢人。其實她們最渴求的,是待女人如寶貝一般呵護備至,又肯耐心聽女人傾訴的男士。在分秒必爭、競爭激烈的香港地,女士要表現自己最出色的一面,爭取上司、同事的認同,所付出的心力比男士更多。若身邊有一個體貼溫柔的男人,懂得安撫她疲憊的身心,才是女士求之不得的最佳伴侶!


嘩!世事有咁完美就好......

各位女士,請早唞!有何慧敏講得咁好仔,都輪唔到不完美的你!(眼角太高,幻想太多,本身就是一種心理病--妄想症的先兆.) 有咁好條件,應該去做總統,貢獻社會.

要找一個溫柔的女性已經很難,因為女士也有自己的壓力要面對,怎會有空安慰大男孩的心靈?所以有些男人比較公平,情願召妓,但齋Talk唔瞓,也不願意打攪女性.

同理,女士,如果要一個完美如此的男人:

  1. 留意自己的形象,頭髮、指甲、衣著等儀容;
  2. 有內涵,誠信、愛心、上進、積極、胸襟;
  3. 還穩定事業、豐富學識、風趣幽默、品味高尚;
  4. 再加上體貼溫柔人,懂得安撫疲憊的身心.

叫鴨啦!齋Talk唔瞓,干手淨腳.

為什麼十個現代女性,只有兩個結婚?

答案很簡單,因為只有20%的人會面對現實.

2007年7月21日星期六

〈天啊!她還在工作?〉




我一直都有愛看廣告的怪辟. 家人都在廣告時間,去飲水拉屎,但我卻在廣告時間才看電視.因為我認為拍一個好的廣告, 總不比拍一齣好的電影容易.與其看香港的九流劇集,倒不如看些短小精悍的廣告.雖然廣告分明是一門騙人的藝術,但我依然樂意觀看這些魔術師表演,只要不買他們的東西就是.廣告的目的就是sell product,除非是慈善機構,要不然一個令人不快的廣告大部份都注定失敗.試問沒有食色性三者的廣告,如何鈎引我們的購買慾?

昨夜,我看到一個sell電郵功能的廣告,解釋電話台可以轉發電郵到客戶的手機.廣告的主題是「她努力地工作」.鏡頭分別拍攝三位女性的工作:第一位女性在加班,字幕打出:「她努力地工作」;第二位和第三位女性在加班,字幕又打:「她努力地工作」;第四位女性則在蘭桂坊消遣.在消遣途中,她突然拿出電話,回覆公司的電郵,字幕打出:「她也在努力工作.但她工作得更漂亮.」



我懷疑這廣告其實還有下聞:
鏡頭影著第四位女性,在床上與剛才在蘭桂坊引誘回家的俊男混戰,男的汗水與女的化妝品都溶化成一片高潮之前的嫣紅,男的為了延緩發射,分散主意力,心算著:「1010... 1010... 1010...」.女的用英文問俊男:「Do you care about me?」俊男喘著氣,以一口黃敏得的廣東話回答:「我...在乎...您所在乎」.很不容易,終於忍到了女的叫過三聲 I'm coming,當高潮蒞臨之制,她竟然拿出手機,回覆公司的電郵,旁白帶著色情電話中的呼吼聲,說一句:「她...還...在努力地...工作.」

《省靚招牌五十年》回故展的廣告意念被發現是抄Phillip Toledano的照片.這些廣告界的摽客,抄得好!抄一流的,總好過製造九流的.只少,我看得過癮.不會有放工後還在工作,一幅生不如死的畫面,活現眼前.

如果想你的「黑莓子」可以被一雙溫暖的手輕撫,放工後,請把電郵轉寄關掉.


2007年7月19日星期四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筆記

主要目標

Taylor“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中的目標,是想為行動哲學,引入一種Hegelian的理解。

「精神是不息的活動」Geist (Mind / Spirit) for Hegel is thoroughgoing Tatigkeit (activity)” [1]Taylor以這句說話作為文章的開端,可見這句話的重要性。因為這與Hegel的行動哲學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要了解Taylor有關這篇文章的大略,我們可以先讀最後一節“V”。他把行文的脈絡,放到了最後。

主要關心三個問題[2]

第一,行動的性質是什麼?(“what is the nature of action?”);

第二,什麼可以區分(人的)行動和其他事件?(“What distinguishes (human) action from other kinds of events?”);

第三,行動有什麼奇特的特性?(“What are the peculiar features of action?”

第一部份 ── 背景交待[3]

化約論(The view of reductionism

其中一種試途解釋人類行動的方式,是一種還原論的方式。我們嘗試找出行動的原因(sufficient cause)。例如,我們會把人類的行動歸結為欲求(desire),意向(intentions)或相念(belief)的結果。三者互相結合,產生了人類行動。又或者,我們透把行動化約成一些心理學或神經科學的因果關係,去解釋行動的原因。[4]

二元論解式(dualism

Taylor認為,導致還原論的出現,原因在於,由笛卡兒開始,我們便嘗試以心物二元論的方式去解釋人的行動。二元論式的解釋認為,一個行動之所以是行動,是因為我們可以一種內在心靈背景去區分(mental background)行動與非行動。[5] Taylor認為,二元論導致「內外事件背景的本體論分離」。(ontological separation between outer event and inner background[6]

「本體論分離」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哲學上的困難,是因為當我們要解釋行動時,我們須訴諸兩個條件。第一,行動是必會與外在世界發生關係,例如:我拿吃蘋果。當我的手移向桌上的蘋果時,這便明顯是一種我與世界的一種外在事件(outer event)。另一方面,我們亦需要訴諸我的心靈狀態,例如:我想吃蘋果。我們手之所以拿蘋果,原因是我們內心發生了一種想吃蘋果的欲求,這是一種內在事件(inner event)。但如笛卡兒面對的詰難一樣,沒有廣延性的心靈,又如何可以成為有廣延性的行動的原因?所以,還原論式的解答才會出現,因為還原論其實就是一種除消了心靈實體的解答。把一切都化約成神經元的物理現象。

內在指向(The view of intrinsically directed

針對這個困難,Taylor認為我們可以有一種,qualitative的解釋,去分辨行動與非行動。這種qualitative的解釋,可以消解「本體論上的心物分離」這困難。「種種行動,某程度上,都內含於種種目標之中,被目標指揮。如是者行動和目標是本體論上不可分割的。」“Actions are in a sense inhabited by the purposes which direct them, so that action and purpose are ontologically inseparable.[7]在這點上,行動之所以為行動,是因為行動是帶有目的性的。而且,目的只可以在一個進行中的行動中被表達清楚。“it can only exist in animating this action; or its only articulation as a purpose is in animating the action; or perhaps a fundamental articulation of this purpose, on which all others depend, lies in the action.[8]

如以亞里氏多德的觀點理解,“行動”和“目的”之間的關係,就如“質料”和“形式”之間的關係。兩者是不能分割的。倘若兩種東西a和b是可分割的,那即是指,a可以獨立於b之外存在,反之亦然。[9]以桌子為例,它是以“形式”加“質料”而存在。如果二缺其一,桌子便可成桌子。王陽明也有一個“理”“氣”的說法,可以幫助我們中國化後,行動和目的之間的關係: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傳習錄,153

行動與行動者的關(action and agents

一個主體能被稱之為“行動者”,原因就是因為他可以有“行動”。同理,一個行動之所以為“行動”,原因就是因為他是“行動者的”說行動與非行動有質上的分別,因為行動並不是原因並是因為物理性質的,而是主體的。這便一種對行動的「內在指向性的觀點」。

第二部份 ── qualitative view所衍生的兩個結果[10]

行動者知識Agent’s knowledge

由這種內在指向性的觀點,會產生出以下的衍生結論。第一:它是一種屬於行動者的知識(Agent’s knowledge)。說它是一種行者的知識,因為行動者可以不完全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外在世界的情況下,行動者亦可以知道自己的行動。

如前述一樣,這種對行動的知識是把行動者看待成一個可以帶有指向性(directedness)的生物。行動者是一種會進行articulation的生物,不是一種只會進行description的生物。

articulation」(搞清楚)與「description」(描述)不同。當我們描述一條事情的時候,我們只是把被描述的項目當作一個完全外在於描述者的對象(object)。描述活動並不會對被描述項構成什麼影響。描述活動不會豐富被描述項的內容。

Now these articulations are not simply descriptions, if we mean by this characterization of a fully independent object, that is, an object which is altered neither in what it is, nor in the degree or manner of its evidence to us by description. [11]

Articulation則不僅是一個描述活動,而是一個比描述活動更豐富的活動。當我們搞清楚一個事項時,搞清楚本身可以令對象的內容有所改變。以藝術比喻說明,我們可把articulation比喻成創造一件藝術品的過程。雕塑家創造石雕時,他所從事的活動,就是articulation。因為當雕塑家構想雕塑和動工時,他不僅描述石材的石質,線條和顏色。同時,他在改變石材的性質。他不斷地雕刻石材,直到他心目中的構想,清楚地呈現於觀眾的面前。

Taylor認為,人對自我的詮釋活,其實是一種articulation。當我們嘗試向其他人或自己解釋自己其實是什麼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單純地作出一個科學描述,把自我當作一個心理對象或物理對象去解釋。Williams把這種description說成是一種「absolute description」(絕對述描)[12]。相反,大家對自我的解釋,同樣是帶有塑造性的[13]。「詮釋」,「評鑑」或「解釋」,全都帶有這些articulation的特性。

就「Articulation」一詞外,Taylor還用「constitutive interpretation[14]作為其性質。望文生義,「constitutive」解作「構成」。同樣是指塑造。當我們說:“我是一個好人時,這句說話,(如上述解釋一樣),不單僅是一句描述性語句,亦同是一句構成性的自我詮釋。

由於articulation是一種帶有指向性的活動,而這種指向性的活動是一種屬於主體的內在自我意識。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從一個絕對地客觀的觀(absolute standpoint)去了解行動者。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第二個衍生結論就是,人類的自我意識。黑格爾持一個有機體的形上觀。這種觀點認為,宇宙是一個有機(organic)的存有,最終會發展出一種有自我理解的能力。就如人體一樣,人體是由無數的細胞所組成的。這些細胞本是亦是由一些更細小的物質所組成的。一個有意志的人,其實,在物質上,並沒有比原身的所構成他的物質,多出了什麼。但人卻有自我察覺和反省的能力。又如一個國家,構成國家的,必然是所有人民和土地,但國家本身,似乎要比人民和土地加起來還要多。多出來的,不是額外的土地和人民,而是多出了一種自我監察、帶有目的性的,和自我覺察能力的結構。

If action i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non-action, and this difference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action is directed, then action is also different when this direction takes on a crucially different character.[15]

相反,因果解釋(Causal Theory of Action)就缺少了這種qualitative shift[16]以智能微波爐作喻,以因果解釋的方法,我們可以為微波爐定義種種的行動原因。例如,我們輸入了一個烤鷄的程序,微波爐在煮食過程中,時時刻刻都在「留意」鷄是否烤好。但我們不能說會烤鷄的微波爐是一個行動者。因為,它不是真的在「留意」烤鷄是否合乎它的目標,而只是在作出種種客觀數據評估,當數據乎合了烤熟的條件後,微波爐的門便打開。這個烤鷄的過程,與自我覺察,完全無關。

補充一點,在解釋何為行動者的課題,我們便然想必然地把人類,亳無疑問地,當成行動者。而我們亦傾向以動物作為對照,把動物當成非行動者。但為了被免動物愛護者的責難,我們有需要放棄這個對照。因為,從種種的觀察和研究所得,不是所有動物也可以被確定為缺乏自我覺察能力的物種。

第三部份 ── qualitative view可以幫助了解兩個黑格爾的核心學說[17]

Principle of embodiment(充實生命原則)

產生agent’s knowledgeself-awareness是因為我們持有qualitative view。這種qualitative view,兩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和鞏固黑格爾哲學中,兩個重要的關鍵:(principle of embodiment)和正反合。

Principle of embodiment充實原則包括兩主要面向[18]

一.理性動物是一種會思考的生命體。(first, as a ‘rational animal’, that is, as a living being who thinks;)

二.身為會表達的生命體,必然要藉某種媒介,思考才可能。(secondly, as an expressive being, that is, a being whose thinking is always and necessarily in a medium)

理解自我意識是由外在內在化的成果。“Self-conscious understanding is the fruit of an interiorization of what was originally external.[19]”一連串本來是沒有自我意識的份子和物質,產生了內在化,產生了自我意識。黑格爾的哲學,其中一個中心,就是一種有關Spirit的哲學。Frederick Beiser有一段以下的說話,解釋黑格爾對Spirit的觀點:

According to his (Jean Hyppolite) interpretation, the main theme of Schelling’s system was the concept of life, which had an essentially naturalistic or biological meaning, whereas the central motif of Hegel’s system was the idea of spirit, which had a fundamentally historical or cultural meaning. For Hegel, spirit is not just life but something more: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life.[20]

與自然科學和生物學對比,我們可見,Hegel所指的spirit是帶有文化性的。這種文化性的了解,當然是一種「expressive」和「self-aware」的。這種觀點,與因果關係之間,有著一個很大的分別。這個分別就是,我們把人類的自我覺察能力,看待成任何人類行動的起點。“Our awareness of them is something basic, assured from the start, since it is essentially involved in our being aware at all.”[21]而行動的目標,就是達致自我的透切理解(self-transparency)。

[ 3]

何謂medium/media?“I believe we see that it requires that we conceive self-understanding as something that is brought off in a medium, through symbolsor concepts, and formulating things in this as one of our fundamental activities.”

Taylor認為,要了解何謂心靈,我們必須要放棄把心靈理解一些由數據構成的東西(as constituted of data[22]。除了數據式的理解外,我們還可有兩種不同層次的理解。

層次一:發生性層面「effective dimension」:

發生性層面的理解是「非自我澄明的」(non-self-transparency),它把人類行動理解成一些心理學活動。但這種理解。這種對自我的理解,藉着符號(symbols)和欲求和恐俱的形式(formulation of desires and fears)作為媒界,去解釋人類行動。雖然該行動中缺乏了人類的意願和意識,但我們依然解說行動的動機。[23]這種觀點,承接於康德一路,他把人的意識理解成一種概念活動。所以人其實是缺乏自我覺察的。

雖然康德一直反對,我們可以給予有機的宇宙觀,一種構成性的地位(constitutive status)。但到了康德之後的浪漫主義學者,都認為,倘若我們要表達出構成性的思想,我們都必先要有一種容讓表達之為可能的媒介和基礎。而這個媒介,就是我們的心靈。

Taylor提及:

I believe we see that it requires that we conceive self-understanding as something that is brought off in a medium, through symbolsor concepts, and formulating things in this as one of our fundamental activities.”[24]

層次二:表達性層面「expressive dimension」:

我們不一定須要把欲求和感受,理解成是一些由腦部給定的東西。相反,我們可以把欲求和感受,理解成一些人類的內省過程和生命過程。[25] 起初,這看似是一個不全整的(inadequate)反省。但這種起初是不完整的理解,在經過漫長的articulation之後,將會漸漸明朗,越來越迫近self-transparency。與第一層不同,這不是一種理解生命和思想如何構成的層,而是理解和articulate人類目標的層次。

這兩路的理解過程,在黑格爾的觀中,最終會達致和諧。Taylor解釋,這是因為“it will become clear at the end that the end of the whole life-process was that Spirit come to understand itself[26]。但Taylor其實沒有解釋,為何他相信,或黑格爾相信,最終,effective dimensionexpressive dimension會和諧一致。這是一個目標,而不是兩者和諧的原因。

雖然如此,,或許我們根本不需要要求一個兩者為何會和諧的原因。因為我們在解釋兩者時,己經說明了,第二層次是一種目的論解釋,而不是因果論解釋。所以,第一層和第二層之和諧,其實也是第二層,自我意識和自我理解過程中的目標。在自我理解的過程,我們把人類行動和自我覺察,表達成一種兩層的和諧,亦即絕對的精神的終極目標。如果我們硬要求一個兩者之所以和諧的因果解釋,這便有欠同情。不是在這哲學系統之內發掘其困難。

第二個核心學說:

自我理解過程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transforms action

倘若我們認同qualitative view of action,則人類行為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達到完全澄明的境界,我們可以充份地表達和了解自我活動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行動和對自我的理解,當然須要被免自相予盾,各種行動與各種信念之間的關係亦是融貫的。正如前所說,在表達式的層面內,起初它是不明確的。沒有人可以在一開始便達到完滿的自我理解。相反自我需要不斷地提升及轉化。

在這脈絡下之,所謂的“提升”和“轉化”並不是一種艱深難懂的概念。相反,這是一種日常的生活經驗。Taylor舉了奴隸制作例,奴隸制與法制在古代社會是同時並存的。所以奴隸制對人的剝削及法制對入的保障,其實是互相違背的。一但我們能夠確認出奴隸是對某些人不公平的,我們便會發展出一套並行不悖的新法制。近日在香港,我們則有中文大學情色版事件作例。前衛人士和保守宗教之間衝突,倘若被疏解,那個疏解衝突的方法,將必然會是同時把兩方都顧及的。

第四部份 ── qualitative view對意義理論的影響

New theory of meaning ---- expressive theory of meaning

Qualitative view還會為我們帶來一種expressive theory of meaningET)。與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eaningRT)不同,行動並不反映背後的意義。相反,行動本身,就是意義。用Taylor的字眼,意義是並不是「by」(借)行動反映出來的,意義是「in」(乘載於)行動之中的。[27]例如:當氣壓計下跌時,就表示將會下兩。「下跌」只是一種自然訊號(sign by nature),反映出將會下雨,這一個現象。但人類的行動,如面部表情,則不同了。這是一種sign by convention當我們笑,就等如我們快樂,當我們哭,就等如我們傷心。笑──開心,哭──傷心,這兩種關係,並不是一種反映關係。因為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是一個舞台演員。面部表情本身就含有意義。

That is, our formulating ourselves would be at first a relatively unreflective bodily practice, and would attain only later to the self-clarity required for full self-consciousness.[28]

換句話說,這種對行動意義的觀點,這是一種行動先於概念知識的意義理論。理解自我活動的目的,是理解過程的終點,而不是起點。

當然,所有帶有人類意義的活動,如前所述,都必須要藉某種媒介才能實現。例如,我們可以藉面部活動,乘載情感。不同的媒介,可以有不同的表達能力。Taylor提及了Hegel認為哲學討論將會是最有效的媒介。這段歌頌哲學的文章實在令筆者心嚮神往:

Thus Hegel distinguishes ar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s media, in ascending order of adequacy. The perception of the absolute is embodied in the work of art, it is presented there (dargestellt). But this is in a form which is still relatively inarticulate and unreflecting. Religious doctrine and cult being us closer to adequancy, but are still clouded by images and ‘representations’ (Vorstellungen). The only fully adequate form is conceptual thought, which allows both transparency and full reflective awareness. But attaining our formulation in this medium is the result of a long struggle. It is an achievement; and one which builds on and requires the formulation in the other, less adequate media. Philosophy does not only build on its own past. For in earlier ages, the truth is more adequately presented in religion (e.g., the early ages of Christianity), or art-religion (at the height of the Greek polis). In the coming to its adequate form, philosophy as it were catches up. Tru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has to say clearly what has been there already in the images of Christian theology.[29]

第五部份 ── 人類歷史和文化,並不是個體堆叠後的總和

如果我們明白了發生性和表達性之間的分別。我們則可以不單只把這分別套用於個人行動,我們更可以把這區分,套用於社會及文化層面。如果我們以發生性的方式去理解事物,那我們只是以因果關係加上粒子去解釋及理解世界。宇宙及人類文化即只僅僅是一些粒子活動的結果,及粒子活動的堆叠。

相反,如以表達性的層面去理解世界,我們則可以得出一個(依Taylor的說法)更豐富的理解。而這種質性理解,是並不能夠化約成一種量性理解的。有些哲學家,如SloteVelleman[30],在討論人生意義課題時,常常會舉出一些例子。例如:假設兩個人的一生運氣等同。但一個人經歷先苦後甜,另一個人經歷先甜後苦。哪他們的人生是一樣的嗎?我們又會如何選擇想過哪個人生?

先苦後甜和先甜後苦的人生,如果以發生性的觀點去解釋,那將是無差別的。但如果以質性的,和表達性的觀點去理解,我們則可以於任何人身上,得到不同的答案。文化和人類歷史,亦如是。

舉個再簡單一點的例子。當我們在睇電視劇(如:《強劍》),我們會較願意順序看畢劇集?還是,我們會較願意先看第三集,再看第十二集,再看大結局,再看第十八集,再看第一集;把次序打亂來看?如果你支持人生,文化和宇宙只是片段的堆叠,那兩種收看方法對你而言是無分別的。但相信大部份人也不會這樣收看劇集,因為第二種方法,破壞了故事的序事方法,是一個較差的表達。不能更有效地幫助我們對劇情得到一個澄明的理解。



[1]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7.4

[2]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7.10 – 78.1

[3]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8.2 – 80.3

[4]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8.4

[5]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8.6

[6]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8.7

[7]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8.8

[8]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79.2

[10]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0.4 – 84.7

[11] Taylor, “What is human agency”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36

[12] Williams, Descartes, (London, 1978)

[13] 在這裡,我想區分“塑造性”和“創造性”兩詞的詞義。日常我們說一件事情帶有“創造性”時,我們住住會把該事物的本質忽略了。“創造”是可以由無中生有。相反“塑造性”或“可塑性”則要同事顧及被塑物本身的性質和特性。例如:一堆陶泥可以帶有豐富的可塑性,這不代表我們可任意創造。我們絕不能把陶泥塑造成一塊銅。銅和泥根據其各自的特性,帶有不同的可塑性。

[14] Taylor, “What is human agency”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37

[15]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4.4

[16]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4.6

[17]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5.1 – 90.3

[18]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5.1 – .2

[19]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5.3

[20] Beiser, Frederick, Hegel,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p.110.8 – .10

[21]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5.6

[22]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5.7

[23]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6.4

[24]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5.10

[25]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6.5

[26]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87.7

[27]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91.3

[28]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90.6

[29] Taylor,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in Philosophical paper One, p92.5

[30] 請參閱:J. David Velleman,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2000)

2007年7月17日星期二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筆記

何為概念圖式

概念圖式(conceptual scheme)對一般人而言,是一個相對地陌生的詞語。因為我們日常進行思考時,雖然我們會產生一些概念,但我們日常並不會使用概念圖式一詞,去理解人的思考過程。

簡單而言,概念圖式就是人類理思考的架構。透過五官,例如眼,耳。我們便可以得出一些感覺原料(sense data)。如果要這些感覺原料構成對人而言,有意義的事件,我們便須要把那些原料分類和組織。概念圖式即我們組織經驗和分別範疇的能力。日常我們會把概念圖式稱為「思想」。但這不是一個準確的說法。因為思想可以包括比概念圖式更多的內容。概念圖式是一個專門針對概念性思考所造的詞。

語言與概念圖式之間的關係

我們應該不會反對,概念思想(概念圖式)與語言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當大家要表達概念圖式時,便需要以語言作媒介。Davidson認為,當圖式有所改變時,語言亦會隨之然改變。再者,我們亦可以擁有多過一種的語言,去表達同一套概念圖式。例如,表達「蘋果」這個概念時,我們可以用英文的「apple」和中文的「蘋果」去表達同一個概念。

或者有人會反對語言不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去幫助我們完全理解世界。但Davidson在文章中指出,這些觀點其實是太過極端了。因為完全不把感覺原料作分類和組織的心靈,其實有如一個沒有生命的心靈。另外,認為心靈本身就有能力全面理解世界本質的哲學理論,亦把心靈的能力過份放大。

概念相對主義

現代哲學中,有一些哲學家如孔因(Kuhn),認為不同的語言之間,其實有着一種不可互相共量的特性(incommensurability)。孔因舉的例子是,不同的科學語言之間亦出現這種情況。舊的,過去的科科學語言,不能被新的,現在的科學語言所理解。它們之間不能互相共量,原因在於它們之的概念圖式有所不同。

由孔因的理論中,引身出概念相對主義的問題。因為,倘若有兩種完全不能互相共量的概念圖式,他們將擁有兩套不可共量的語言,而概念相對主義亦將會找到其根據。

Davidson在文章中,嘗試論証「是否會有兩種語言,它們之間完全地互相不能翻譯。」他的觀點是明確地否認有所謂的「完全不能翻譯」;他只贊同語言之間「有部份地不能翻譯」。

翻譯的傳遞性(transitivity

翻譯是一個不可傳遞的概念。以「愛」作例子,我們便可以清楚「傳遞性」是一個什麼的概念。例如:A君愛B君;B君愛C君。我們不能夠由以上的兩個前題推出「A君愛C君」。「愛」在以上的處境中,就是一個不傳遞的概念。同樣地,翻譯亦如是:A語言可以翻譯成B語言;B語言可以翻譯成C語言。我們亦不夠由此推出A語言可以翻譯成C語言。

有些相對主義因此而題出,只要我們想像有兩語言,它們之間的關係有足夠的疏離,那它們便是完全不能共量了。但Davidson認為,這並沒有回應出所謂「完全不能翻譯」的核心問題。因為我們依然需要解釋,使用A語言的人,為何可以確認出,使用B語言的人,正在把B語言翻譯成C語言。

放棄第一教條──分析與綜合之區分[1]

概念相對主義之所以出現,與放棄分析與綜合之區分有關。放棄了該區分後,我們便會認為語言意義,便不會受語言定義左右。舉一個常見的例子:「鯨魚是哺乳類動物」,在放棄分析綜合區分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不是一個分析語句。因為在我們古代的生物學與現代的生物學,「鯨魚」及「哺乳類動物」皆被我們給予不同的義意內容。它們的義意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和世界觀都改變了。借用孔因的說話,即科學典範轉移(the shifting of paradigm)。這使過去的義意與現代的義意不能互相翻譯及共量。歷史上似乎發生了很多次典範轉移,例如煉金術與現今科學等。

Davidson指出,即使我們放棄了分析綜合區分,我們依舊不能簡單地得出以下的結論──不同的典範之間是不可共量的。因為放棄了分析綜合區分,不等如我們理解世界時,放棄了經驗內容。就算我們放棄了第一教條,我們其實只是否認世上有絶對的分析命題(除了邏輯分析「A=A」)。但我們文字的義意依舊要依賴於由經驗內容而產生。

放棄了第一教條不等我們完全放棄任何可以決定語句真假值的方法。我們否認「王老五是未婚漢」(語句甲)是一句分析語句。那麼,語句甲的真假值便不是純粹由主詞的內涵所決定。但當我們決定要決定「王老五」是否「未婚漢」時,便要轉向經驗考察。觀察現實世界中的「王老五」是否「未婚漢」。

第三教條──經驗內容與概念圖式之間的割離

造就成我們誤解不同典範之不可共量性,Davidson認為,其原因是我們誤會放棄了第一教條後,經驗內容和概念圖式之間的關係也同時打破。換句話說,我們擁有什麼概念圖式,與擁有什麼經驗內容是沒有關係的。

但第三教條並不是一個合理的假設,因為

語言的功能是:

The idea is then that something is a language, and associated with a conceptual scheme, whether we can translate it or not, if it stands in a certain relation (predicting, organizing, facing or fitting) experience (nature, reality, sensory promptings.)[2]

「這個想法是:倘若有東西與經驗事物(如:自然物、實在物、感觀提示)構成某種關係(如:預測、組織、處理、配合);那麼,不論我們能否把該東西翻譯,它便是與某一種概念圖式有連接的一種語言。」(改譯自牟博的譯本)[3]

我們可以把以上的句子組織成以下的圖表,以方便解釋:

經驗 experience

事物 reality

組織 organizing

(甲)Systematize and divide up the stream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乙)Systematize and divide up single object

(丙)Systematize and divide up common object

處理 fitting

(丁)Predict, account for and face the tribunal of experience; Convention T

以語言作為組織事物的手段(乙)

我們當然是藉組織事物去了解現實世界。一般合乎常識的情況,人類並不能正接去了解單項概念(Single object),如「世界」、「宇宙」或「現實」。這些概念。我們只能透過了解「世界」之內所包含的東西去了解世界。

Davidson舉了一個鮮明的「太平洋比喻」作解釋。了解「世界」就如了解太平洋一樣,我們不能純粹了解太平洋本身,而是透過了解它與其他概念之關係和其內容。如了解海岸線,與陸地交接的情況;了解太平上的小島和海洋裡的生物;了解海床的深度。

所以,我們很難說我們有兩套絕對不同的概念圖式,因為當我們了解世界中分殊的事物時,溝通者之間須假設有「本體論共同性」(Ontology common)。換句單簡的話說,即兩種不同的語言使用者,因應所觀察得到的事物進行溝通時,他們必須假設他們當下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接受有局部的翻譯困難,因為溝通者之間,他們的概念圖式可以有不同的組合方式。但由於被組合的事項都是同一種東西。所以,在整體而言,只要討論的範圍夠廣,那麼,便沒有可能發生絶對不可共量性。

以語言作為組織經驗的手段(甲)

在組織經驗時,我們會遇到類似的困難。Davidson在這沒有太的解釋,因為他認為,如解釋組事物般,我們以藉同樣的進路,解決同類的困難。他認為:

But whatever plurality we take experience to consist in – events like losing a button or stubbing a toe, having a sensation of warmth or hearing an oboe – we will have to individuate according to familiar principles.[4]

無論,構成我們經驗的眾多事物是什麼(例如:弄丟了一粒鈕;仆街;有溫暖的感覺;聽到雙簧管的聲音),我們都要根據一些熟悉的原則來把這經經驗分辨出來(individuate)。(改自牟博的譯文)[5]

作一些補充,我們亦可以說,因為人的先天結構其實也是類近的。我們都能感受到痛苦;須要面對死亡;有五種常見的知覺器官(口,耳,鼻,眼,觸)。根據這些人類生活的特性,當我們經驗一些感覺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合理地猜想,其他人也有着極為相似的感覺。

以語言作為處理事物和經的手段(丙、丁)

語言的另一個主要功能是,幫助我們處理所面對的東西。例如:我們透過語言去作出種種與生活有關的預測,或我們可以藉語言去陳述一些對應的事物。在組織普通事物(Common object)時,我們可以把這語言活動,看待成一種「命題構作活動」。例如我說「這是一隻羊」。在解釋這種活動時,我們可以把它與最後兩種可能性(「處理經驗」和「處理事物」)一起解決。

不論我們說「這是一隻羊」、說「我快樂」或說「相對論是合理的」,我們都須要把關心的重心,由僅僅只關心詞彙,擴展到同時關心整句句子、整套理論及其二者的語義內容。

約定T(Convention T A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

Davidson借用了Tarski的真理論去解釋他的見解。當我們嘗試去處理(fitting)時或組織普通事物(organizing common objects),我們都必需假設出一種真理基礎,作為其根據。因為當我們嘗試構作一個有用途的命題時,其實我們是在構作出一個我們認為為真的命題。

Tarski認為,一個目標語句(object language)或一組構成理論的命題s,之所以為真,是因為我們有另一組後設語言(meta-languagep作為其為真的理據。而p本身卻可以不必然地帶有使自己為真的基礎。更加重要的是,ps不一定為同一種語言。就算s是英語,p亦可以是非英語的語言,如中文。

Convention T, a satisfactory theory of truth for a language L must entail, for every sentence s of L, a theorem of the form ‘s is true if and only if p’ where ‘s’ is replaced by a description of s and ‘p’ by s itself if L is English, and by a translation of s into English if L is not English.[6]

換句話說,一組目標語句s之所以為真,我們只要靠它的語義,便可以判斷。因為目標語句的真偽,不是由目標語句及其系統本身去保証的,而是需要透過外在於其系統的一系後設語言去保証其為真的基礎。所以,當我們能夠靠後設語言去判斷句子s的真假值時,這己經包含了,我們能夠透過第三語言,理解或詮釋句子s

Davidson的例子中,「Snow is white」這句目標語句s為真,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句後設語句pSnow is white」(或中文的「雪是白色的」),去保証s為真。同樣,當我們處理:「這是一隻羊」、「我快樂」及「相對理是合理的」這三句句子的時候,諸句子之真假值,其實都是由相應的後設語句保証的。

T-sentences already hints that a theory can characterize the property of truth without having to find entities to which sentences that have the property differentially correspond.[7]

T語句已經暗示,即使我們沒有能夠作出區分,且與事項對應(correspond)的語句,一種真理理論依然可以勾勒真理性質之特徵。

釐清一點,Davidson並不反對對應論(Corresponding theory of truth),他只是認為,就算沒有對應論作為目標語句s為真的基礎,我們亦可以由語義(Semantic)去決定s是否為真。而在這個過程中,絶不會存在完全不能翻譯的情況[8]。我們可以不理會後設語言是何種語系,只要該後設語言的系統,帶有足夠保証s為真的語義和語法規則,那麼我們便可以判斷s為真。更加仔細地,Davidson認為一個句子之所謂為真,我們要考慮三個因素。它們分別是:句子(sentence)、說話者(speaker)和時間(time)。例如「我是小明,今年廿歲。」這句子。不同的人,於不同的時間說這句說話時,便會有不同的真假值。

極端詮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一無所知的翻譯

最後,根據Davidson的思路,我們可以把討論又全面地不可能翻譯,轉到討論部份地不可能翻譯。他認為,其實已經隱含了我們已經有足夠多的成功翻譯,才能合理地理解何為部份地不能翻譯。

當詮釋者在進行詮釋時,他們嘗試把某一種語言載體[9]utterance)解讀成一種帶有義意的表達(expression)。根據那些表達,詮譯者會產生相應的動機及信念。所謂載體,除了指構成口述語言的聲波,和除了指構成書面文字的構圖外,還可以指構成手語的動作姿態。

翻譯即是語言上的詮釋工作。當我進行翻譯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載體詮譯成有義意的語言和文字。

在一般情況下,詮釋或翻譯活動,都是在有背景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已經預先知道了目標語言的某些語言知識。但奎因設想出一種處境,把語言學家安放到一個全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們面對着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並且,他們對那種語言沒有任何預先已經明暸的語言知識。在這個陌生的國度中,如要猜測說話者的內容,語言學家便只能透過觀察說話者的行動與他們的說話,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把這種極端困難的翻譯工作,叫作「Radical Interpretation」。 Radical Interpretation是一種由零開始的詮釋活動[10]

極端詮釋碰不是什麼狂想。假設(你是中文使用者,而又不懂其他外語。)你現在突然被人打暈,醒來後身處完全不知明的地方。那麼你也要進行Radical Interpretation了。

現在,你看見當地人每次見到兔子的時候,都叫一聲「Gavagai[11]。久而久之,你便會認為Gavagai和兔子之間有某種關係。「Gavagai」應該代表「兔子」;或是某品種的兔子;或「這裡有一隻動物」;諸如此類。

Davidson的語言哲學系統中,他認為解釋「真」與解釋「意義」是不可分割的。一種有關語言意義的理論,必然與真理理論有關。因為當我們要解釋一句語的意義時,我們就是在理解說話者究竟認為什麼是真。當你猜想Gavagai是代表兔子的時候,其實你已經預設了,在那個時刻,(說話者)土著認為(句子)「Gavagai」為真信念。

慈善原則[12]Principle of Charity

如果要一個詮譯活動成為可能,我們便需要有足夠的「仁慈」。「仁慈」在這脈絡下,當然不帶有道德義含。「慈善原則」是一種詮譯活所需要的條件。我們必須要假設對方是理性的(rational accommodation)才能詮譯對方的語言。慈善原則並不是選擇性地出現的,它是詮譯活動之為可能之必要條件(Since charity is not an option, but a condition of having a workable theory, it is meaningless to suggest that we might fall into massive error by endorsing it.[13])我們不能先把「Gavagai」假設成一些無義意的,非理性的,隨意的噪音。更準確地說,即我們要先假設我們與他人是在理解同一組對象。而且,我們在充足多的程度上,能夠互相理解對方的說話和說話背景。

或許有認為,以慈善原則作為反對概念相對主義的理據,並不構成一個合理的反對。因為慈善原則本身便已經是某一種詮釋之下的預設[14]。倘若我們「充足多的程度上」理解為「極大化」(maximizing),則我們會疑問:為何最有效或合理的詮釋是必要假設雙方的信念,有最大程度的重叠?例如,在考慮道德課題時,兩語言都必須對某些善的觀念(如:幸福、受苦、美滿)有所重叠才能溝通,但這並不表示兩者之交有着最大程度的叠,他們只是僅僅有着少部份重叠而已。但倘若我們把「充足多的程度上」理解為「理想化」(optimizing),則「理想化」這標準本身就是某種先入為主的詮釋。這就犯下了乞題。

… optimization rather than maximization, cannot possibly resolve these questions by itself because the requirement of optimization itself requires interpretation[15]

但筆者認為,以上的反對並不會為慈善原則帶來太大困難。只要我們放棄「極大化」或「理想化」的目標,我們便可以消解這困難。或許,我們可把所謂「充足多的程度上」理解為「充夠我們溝通的重叠」便可。之後的故事便是一種詮釋學上的修正或增修工作。不論是「Gavagai」和「兔子」、「道」和「Tao」,我們都需要有修正概念的過程。所謂「充夠我們溝通的重叠」不可以一開始便是「理想化」或「極大化」的處境,究竟我們是否相信「Gavagai」之意義是「兔子」(或還是指其他語句),在經過足夠的反複溝通之後,自然便會知曉。因為我們可以透過意義來修正我們信念;同時,我們的信念亦可以修正意義。這情況不單只出現在兩種語言之間,就算是在同一種語言之內,我們亦須要作出這種詮釋工作。誰說所有中國人都對「道」有統一的認識和背景?就算放棄了「極大化」和「理想化」,我們亦可以擁有一個實用論的或整體論的滿意結果,概念相對主義依然不是一個合理的理想或目標。



[1] 簡單介紹:分析命題與縇合命題的區分由來已久。它們是一組語意概念。分析命題即主詞內容包含了謂詞的內容。綜合命題即非分析命題。詳程請參閱Quine的文章“On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2] Davidson, The essential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conceptual scheme, p.203

[3] 唐納德‧戴維森著(牟博編譯)《真理、意義、行動與事件》(簡體),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頁120

[4] Davidson, The essential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conceptual scheme, p.203

[5] 唐納德‧戴維森著(牟博編譯)《真理、意義、行動與事件》(簡體),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頁122

[6] Davidson, The essential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conceptual scheme, p.205

[7] Davidso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essay 3 In Defense of Convention T, p70

[8] 就算我們加入對應論的考慮,也不會對Davidson的觀點構成什麼威脅。倘若我們要找出某句子對應什麼現實世界中的事項或經驗中的事項,才能決定句子的真偽,我們也只是回到組織事項及經驗的討論。在此,我們依舊並沒有發生不可翻譯的困難。

[9] 倘若我們把「utterance」翻譯作meaning-vehicle,我們便能更準確地拿捏它的意義。借用佛學用詞,我們亦可以把meaning-vehicle翻譯成「車乘」。

[10] 當然,極端詮譯其實也是不夠極端的。因為不論是奎因,或是Davidson,他們都要先假定了某些共同心理狀態之為可能,翻譯才能進行。例如在以上的例子中,只少我們要先假設語言與行動之間有着某種心理上容貫的關係。但這種心理學預設並不影響我們對文章的理解。在理論上,亦不是一個重大的困難。

[11] Quine, Word and Object, §7, p.26-30

[12] 筆者其實想把「principle of charity」翻譯為「寬容原則」。雖然英文「charity」在一般情況下,被翻譯為「慈善」,如「慈善機構」。但在這裡,語言哲學的脈絡下,「principle of charity」是指一種詮釋工作時的寬容態度。譯作「慈善原則」會使外行人易生誤解。

[13] Davidson, The essential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conceptual scheme, p.207

[14] David B. Wong, Where charity begins

[15] David B. Wong, Where charity begins